“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迷茫与平衡拯救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迷茫“人类中心论”是希腊文化和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两希文化”)融合的历史产物。在古希腊哲人那里,物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人的理性赋予的无蔽境界。柏拉图的“理念”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阿基米德点,在“日喻”及其理性之神阿波罗太阳光辉的照耀中体现出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及其价值。这一超验和超越“众神”(神话)之上的阿基米德点所构成的“人类中心论”,在中世纪通向“十字架之真”的道路上,神学家们发挥了《圣经》及其《旧约》“上帝派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的“故事”,并在托勒密“地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是宇宙的主宰”。中世纪之后,“人类中心论”在14至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化倾向和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理性主义至上的运动与牛顿对理性主义推波助澜的历史化过程中,经培根“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笛卡尔“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康德“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