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早期的对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日益紧迫的局势,对于如何解决中日关系,国人意见至为分歧。在众议纷纭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在《独立评论》早期(1932年5月至1933年11月)发表了一系列现在看来相对理性的对日主张,体现了自由知识分子对中日关系的独特视角与看法。一、与日本直接交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于11月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国民党政府应接受日本币原向国联提出的五项基本原则,即承认《二十一条》规定的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而当时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敢接受此卖国条款,胡适一再表示这是中国失策。胡适批评国民政府“衮衮诸公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1],以致东北沦丧,希望政府在日本所提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提出反建议的方式加紧交涉。1932年9月15日胡适在给罗文干的信中说:“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决定和日本拼死活?如真有此决心作拼命到底的计划,那自然不 ...